从谈迁编写(国榷)我懂得了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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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典故：

《国榷》为记载明朝历史的编年体史书，作者：谈迁（1594年—1658年）。鉴于经史官员垄断了明历代实录，很多地方忌讳失实，而各家编年史书又多肤浅伪陋，谈迁寻访到各种资料，广征博采，力求征信。天启元年（1621年）始编著，初稿六年后完成，据称此书“六易其稿，汇至百卷。”顺治四年（1647年）全稿被窃，他又发愤重写，顺治十年，应弘文院编修朱之锡邀请，携稿赴北京，访问前朝遗老、皇室、宦官、降臣等，阅读公家档案，重新校订《国榷》，以三十余年编成《国榷》一书，署名“江左遗民”。

2、启示：

只要有坚定的决心和坚韧不拔的毅力，我们通过不断的努力就一定能实现梦想。即便受到挫折也要百折不挠。

谈迁写《国榷》的小故事

《国榷》在这样的情况下，经过他差不多二十来年的努力奋斗，几经三番的修改，在他五十多岁的时候终于完成了这部记录了四百多万字的关于明朝的编年体史书。

面对这样一部很有可以会流传千古的鸿伟巨作，谈迁的喜悦心情自然是不言而喻。但是，就在他即将把书稿资料拿去复印的前一晚，一个小偷来到他的家，发现什么都没有，只有一个上了锁的竹筐。误以为那是很值钱的东西，便将他的书稿给偷走了。

面对这样的巨大的打击，谈迁可谓是悲痛欲绝。

很多人都认为他就此将是一蹶不振，可是，让众人感到意外的是，没过多久，谈迁便重新振作精神，再次提笔，开始创作。并且这一次，为了能够让史实更加的准确，他还走访多地，进行考究。就这样花费了四年的时间，终于完成了一部比之前丢失的还要准确的历史史书，新的《国榷》。

谈迁写国榷时的故事急!!!!!!!!!!!!!!!!!

清顺治四年(1647年)八月的一天夜里，劳累了一天的人们都入睡了，只有钱塘江还在响着震耳的涛声。

老秀才谈迁觉得周身不适，只好一改平日夜读的习惯，倒在床上昏然入睡了。他哪里想到，此时小偷正躲在屋外枣林里，等待时机呢。

谈迁家徒四壁，小偷抱起床头的箱子。三步两步钻进枣林，无影无踪了。小偷偷走的并不是金银财宝，而是老秀才二十几年的心血——《国榷》的手稿。

当谈迁发现他的书稿被窃，顿时觉得世界在他面前倒塌了，一下子跌坐在地上，老泪纵横地哭着：“噫!吾力殚矣!”

打击来得如此突然，如此惨重。老秀才两眼死盯着放过书箱的地方，二十几年写书的甘苦，一齐涌上心头……

谈迁二十七岁那年，母亲去世了。他守孝在家，对着孤灯伏案苦读。为着他嗜书如命，人们都笑他有书癣。有时替人家办事，东家送他一部书，他会高兴得不得了。他博览群书，那怕是坏书世要读上一遍。他最感兴趣的还是历史，特别是有关明朝的史事。守孝期间也读到一部陈建著的《皇明通纪》，觉得写的实在太差，史事错讹，见解肤浅，哪算得“通纪”?就是《明朝实录》，也颇多不实之处，多是几经删节，窜改，黑白颠例，是非混淆；隐去了历史真相，哪里是“实录”?所以他下定决心，自己动手，编出一部信实可靠的国史，留给后世。

一个家境清贫、仅靠为人作记室来维持生计的平民百姓，想编修一部明代编年史，又谈何容易!首先碰到的是史料的匮乏，当时象实录一类的书还是手抄本，多藏在豪门士绅之家。谈迁必须托人情．走后门，才能借阅或允许抄录。有时事先讲好了的，可是早上去了等到晚上也见不到主人的面，只得扫兴而归。偶尔借到了珍本，人家不让带走，他只好从袋子里掏出纸笔，就在人家书房里抄起来，东家的白眼也只能装作没有看见了。

除了借书、抄书，谈迁还到处寻访古迹轶闻，每有所得就记在纸上。日积月累，案头上的稿子越积越厚，终于在1626年3月，经过他的精心编次，一部一百卷的《国榷》初稿完成了。他在自序中高兴地写道：“故予窃感明史而痛之，屡欲振笔，辄自惭怒臂，不敢称述。间窥诸家编年，于伪陋肤冗者妄有所损益，阅数岁，裒然成性。”但是，谈迁并没有在成就面前止步，他以一个史家严肃的态度，不断对书稿进行反复修改增补。听说哪里有新的材料，便背上行李、雨伞、干粮，去抄录，即便是步行百里也在所不辞。特别是明亡之后，他怀着对故国的思念，以一个爱国遗民的感情，来收集补述崇祯、弘光两朝的史实，终于求得了先朝历史的完整。全书前后修改了六次。尽管谈迁没有钱将它刊刻问世，但是这部手稿凝聚了二十多年的血汗，得来是多么不易啊!万万没有料到一夜之间它竟然不

翼而飞，怎能不让他呼天喊地，痛不欲生呢?

谈迁是个坚强的人，他大哭一场之后，擦干了眼泪说：“吾手尚在，宁已乎!”这位年过半百的老人，从零开始，又千起来了。

他以《实录》为基础，找来不同的本子作参考。尽管年纪大了，已非当年那样精力充沛，但他仍然是不避酷暑严寒，风尘仆仆奔走于嘉善，归安、吴兴．钱塘之间，为夺回他失去的《国榷》奋斗着。有志者，事竟成。又过了几年，在他六十岁那年，一部新的《国榷》又写成了。使谈迁觉得不足的是崇祯一朝史事，没有实录，许多记载都是来自传闻，毕竟不失可靠。如果能到北京找些当事人核对一下就好了。去北京，又谈何容易?光是路费和食宿之资就无从筹划，只能想想而已。也是天从人愿，恰好义乌朱之锡进京作弘文院编修，聘请谈迁作记室。谈迁虽然年事已高，还是满口答应下来，带上书稿就同朱之锡北上进京了。

到了北京，谈迁除了替朱之锡作些文字工作之外，就是为他的《国榷》收集材料，一有时间，就去寻书访人、探寻遗迹，脚磨起了泡，走迷了路，依旧兴致勃勃，简直象中了魔，不知困难、疲劳为何物。前朝的降臣、皇亲，宦官和公侯的门客，他几乎遍访无遣，就连当年祟祯邸报也借到了手，取得了核对书稿的第一手资料。

他的东家朱之锡说他“踵副其目，腕酬其踵”，谈迁真是充分调动了脚、眼、手的积极性。脚顺着眼睛奔跑，手又忙着记录所见所闻，其辛苦可想而知。他这个南方人，在沙尘四起、人多如蚁的北京，生活很不习惯。地位的卑微又加不善交际，给他带来无限的苦恼。致使他在精神上．身体上受到摧残，但是他真正做到了贫而无怨，泰然处之，并且最终从收集到的丰富史料中得到了欣慰的补偿。《国榷》这部书稿的质量得到进一步提高。他在一首诗中写道：“往业倾颓尽，艰难涕泪余，残编催自发，犹事数行书。”这便是他一生奋斗的写照。

1656年2月，六十多岁的谈迁，回到家乡。大约第二年就去世了。《国榷》一书由于清初统治者压制民族反抗运动，大兴文字狱，一直不能公开刊印，很少有人知道。直到解放后，1958年12月，才第一次排印出版。历史学家谈迁一生的治学艰辛才得到人民的尊敬。《国榷》作为明代信史也才得以传世。

。天启元年(1621)始编著﹐先后六易其稿﹐初稿六年完成。顺治四年(1647)全稿被窃﹐又发奋重写﹐以三十余年编成《国榷》一书。

谈迁28岁，谈迁母亲亡故，他守丧在家，读了不少明代史书，觉得其中错漏甚多，因此立下了编写一部真实可信符合明代历史事实的明史的志愿。在此后的二十六年中，他长年背着行李，步行百里之外。到处访书借抄，饥梨渴枣，市阅户录，广搜资料，终于卒五年之功而完成初稿。以后陆续改订，积二十六年之不懈努力，六易其稿，撰成了百卷400多万字的巨著《国榷》。岂料两年后，1647年8月，书稿被小偷盗走，他满怀悲痛，发愤重写。经4年努力，终于完成新稿。1653年，为了使新书更加翔实，59岁的他，携第二稿远涉北京，在北京两年半，走访明遗臣、故旧，搜集明朝遗闻、遗文以及有关史实，并实地考察历史遗迹，加以补充、修订。书成后，署名“江左遗民”，以寄托亡国之痛，使这部呕心沥血之巨作得以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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