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上有记载的第一副春联？

天垂余庆，地接长春

据说五代时的后蜀国国君孟昶是个喜欢标新立异的国君，在公元964年岁尾的除夕，他突发奇想，让他手下的一个叫辛寅逊的学士，在桃木板上写了两句话，作为桃符挂在他的住室的门框上。这两句话是“新年纳余庆，嘉节号长春”。第一句的大意是：新年享受着先代的遗泽。第二句的大意是：佳节预示着春意常在。由此开始，桃符的形式和内容都发生了变化，这不仅表现在开始用骈体联语来替代“神荼”、“郁垒”，而且还扩展了桃符的内涵，不只是避邪驱灾，还增加了祈福、祝愿的内容。

清代联学大师梁章钜的《楹联丛话》，并引《宋史》作证。梁氏又是根据《蜀梼杌》而来。北宋张唐英《蜀梼杌》(《四库全书》本)卷下云:“蜀未亡前一年岁除日，昶令学士辛寅逊题桃符板于寝门，以其词工(梁引文‘工’前有‘非’字)，昶命笔自题云:‘新年纳余庆，嘉节贺(梁引作“号”)长春’。”元代脱脱等撰修的《宋史》卷479《西蜀孟氏》所征与此大致相同，并有所发挥。

然而，更早的笔记著作《茅亭客话》，对后蜀末年于桃符上题对语一事已有较详细的记载。其书卷一《蜀先兆》记:“先是，蜀主每岁除日诸宫门各给桃符一对，俾题元、亨、利、贞四字。时伪太子善书札，选本宫策勋府桃符，亲自题曰:‘天垂余庆，地接长春’八字，以为词翰之美也。”(据《学津讨原》本)

在门上挂桃符神像用来祛邪禳灾的习俗早在汉魏时就已出现，事见汉·应劭《风俗通义》和梁·宗懔《荆楚岁时记》。由《茅亭客话》可知，五代后蜀时每年除夕都在各宫门挂上写有“元、亨、利、贞”四字的桃符以为吉利，这已经是春联的雏形了。其所记宋太祖乾德二年(964年)除夕，后蜀皇太子在自己的宫门桃符上题写的“天垂余庆，地接长春”八字，则应是我国现知最早的一副春联。

对于公元964年农历除夕后蜀宫廷在桃符上题对语一事，《茅亭客话》与《蜀梼杌》都是将它作为谶语兆应来记录的，不同在于书写者一为后蜀主孟昶的皇太子，一为孟昶本人；所写对语一为四言对，一为五言对。孰是孰非？我以为《茅亭客话》的说法要更可靠一些。

《茅亭客话》作者黄休复，是一名由后蜀入北宋的博学隐士。《茅亭客话》共十卷，“是编乃杂录其所见闻”(《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书中记载的全部是蜀地故事，许多是作者亲身经历的同时代事。其最晚者发生在天禧四年(1020年)，书当成于天禧四年以后的几年里，为作者晚年之作。《蜀梼杌》作者张唐英(1029－1071)在《茅亭客话》写成时，他还没有出生。张唐英的《蜀梼杌》是根据前人的记述编排而成的有关前后蜀的杂史，已是二手资料。因此它对题桃符一事的记载可信程度不及黄休复的《茅亭客话》

《蜀先兆》说的“伪皇太子”为后蜀主孟昶长子，名玄哲，据欧阳修《新五代史》、《宋史》和清·吴任臣《十国春秋》等书知，玄哲幼聪悟，善隶书，尝自书姚崇《口箴》刻诸石，这与《蜀先兆》中“时伪太子善书札”说法一致，可证《蜀先兆》说法不诬。

梁章钜《楹联丛话》卷一引《蜀梼杌》文后云:“此在当时为语谶，实后来楹贴之权舆，但未知其前尚有可考否耳？”并没有把话说死。既然《茅亭客话》是当代人记当代事，且成书时代比《蜀梼杌》要早，故其书《蜀先兆》条所记的春联之始应比《蜀梼杌》的相关记载更可靠。因此，产生于公元964年农历除夕的我国历史上第一副春联，不是孟昶而是其子孟玄哲所写，这副春联也不是“新年纳余庆，嘉节号(贺)长春”，而应是“天垂余庆，地接长春”八个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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