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国策》与《左传》的区别是什么？

《战国策》与《左传》是两本不一样的中国古代史书。

两本书的区别是：

1.作者和内容来源不同：相传左传是春秋末年鲁国史官左丘明根据鲁国国史《春秋》编成；而战国策是汇编而成的历史著作，韩非子主撰，非一时一人之作。

2.记载的时间和范围不同：左传起自鲁隐公元年（前722年），迄于鲁哀公二十七年（前468年），主要为春秋时期；战国策记事年代起于战国初年，止于秦灭六国，约有240年的历史。

3.记载方式不同：左传是一部叙事详细的编年体史书；而战国策是一部国别体史书。

4.所记载的可信度不同：左传是我国最早最详备完整的编年史书，同时也是一部长于修辞的文学作品，对后世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它代表了先秦史学的最高成就。它补充并丰富了《春秋》的内容，不但记鲁国一国的史实，而且还兼记各国历史；不但记政治大事，还广泛涉及社会各个领域的“小事”；战国策善于述事明理,大量运用寓言、譬喻,语言生动,富于文采，但书中所记史实和说辞不可尽信，如“唐雎劫秦王”。

5.记载的连续性不同：左传记载了鲁隐公至鲁哀公年间大大小小各种事件；战国策记载了东周、西周及秦、齐、楚、赵、魏、韩、燕、宋、卫、中山各国之事，但都是相互独立的单篇。

哪一部是编年体?

1、国别体：以国家为单位，分别记叙历史事件。《国语》是中国第一部国别体史记，是一部分国记事的历史散文，起自西周穆王，讫于战国初年的鲁悼公，分载周、鲁、齐、晋、郑、楚、吴、越等国约427年的史实。在春秋战国之际由晋国的史官编纂成书。《国语》的记事比《春秋》详细生动得多，也保存了许多珍贵的史料。《战国策》是一部战国时期的史料汇编。西汉后期的刘向校理群书，加以整理，去其重复，得33篇，按国别分为东周、西周、秦、齐、楚、燕、赵、魏、韩、宋、卫、中山12国策，定名为《战国策》。晋陈寿《三国志》记载了魏、蜀、吴三国的历史。

2、章回体不是史书体例，是小说，四大名著都是章回体；

3、纪传体：

纪传体，东亚史书的一种形式，以为人物立传记（皇帝的传记称“纪”，一般人的称“传”，特殊情形的人物称“载记”，记载制度、风俗、经济等称“志”，以表格排列历史大事称“表”）的方式记叙史实。司马迁的《史记》是中国第一部纪传体史书（以前的史书多以编年体记述），中国的官方正史“二十四史”及其他史书，都依照《史记》体例，以纪传体编纂而成。而日本的《大日本史》也是以纪传体写成的。

我国传统史书的一种体裁，以人物传记为中心叙述史实。纪是帝王本纪，列在全书前面，传是其他人物的列传，始于汉代司马迁所著的《史记》。

4、编年体：

编年体是我国传统史书的一种体裁。以时间为中心，按年、月、日编排史实，是编写历史最早也是最简便的方法。如《春秋》、《资治通鉴》等就是编年体史书。

左传

国语 是国别体史书

战国策 国别体

左传 是编年体史书

史记 是纪传体通史（中国最早的）

《国语》是我国最早的国别体史书，共二十一卷。全书按周、鲁、齐、晋、郑、楚、越分国编次，记载了从周穆王到周贞定王前后五百余年的史事。但并不是自始至终有系统的记述，而是有重点地记载若干重大事件。如《吴语》《越语》只记述了吴越两国争霸的经过。

《国语》与《左传》不同，详于记言而略于记事，记言的文笔又略较《左传》浅显。既有史家“尚实录，寓褒贬”的传统，又能运用形象思维来写史，具有较强的文学价值和史学价值。言谈为事实而发，事实又作为言谈的验证。它着重记述“邦国成败，嘉言善语”，故名《国语》。它叙事比较完整，着力于通过对话验证于行动，虚实相生，详略有致地揭示人物性格，表达某种思想。

《国语》的作者，历来说法不一。司马迁在《报任安书》中说：“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后人据此认为《国语》和《左传》同出自左丘明之手。其实，《国语》和《左传》两书在编写体例、思想倾向、内容详略、语言风格、文笔特色等方面，都存在很大差异。一般的看法是，《国语》的成书有一个过程，最初是左丘明传诵，然后是时人传习，最后经列国之瞽史改编、润色而成。时代大约在战国初年。

（据有关资料改写而成）

《战国策》以记叙战国时期谋臣策士纵横捭阖的外交斗争为主要内容。所收文章为叙事文,是以纵横家为主的士人的说辞、书信的汇编;《战国策》是汇编而成的历史著作，作者不明。其中所包含的资料，主要出于战国时代，包括策士的著作和史臣的记载，汇集成书，当在秦统一以后。原来的书名不确定，西汉刘向考订整理后，定名为《战国策》。总共三十三篇，按国别记述，计有东周一、西周一、秦五、齐六、楚四、赵四、魏四、韩三、燕三、宋、卫合为一、中山一。记事年代大致上接《春秋》，下迄秦统一。以策士的游说活动为中心，反映出这一时期各国政治、外交的情状。全书没有系统完整的体例，都是相互独立的单篇。

虽然习惯上把《战国策》归为历史著作，但它的情况与《左传》、《国语》等有很大不同。有许多记载，作为史实来看是不可信的。如《魏策》中著名的“唐且劫秦王”，写唐且在秦廷中挺剑胁逼秦王嬴政（即秦始皇），就是根本不可能发生的事情。这一类内容，与其说是历史，还不如说是故事。《战国策》的思想观念，就其主流来说，与《左传》等史书也有截然不同之处。刘向序说：“战国之时，君德浅薄，为之谋策者，不得不因势而为资，据时而为画。故其谋扶急持倾，为一切之权，虽不可以临教化，兵革救急之势也。”战国时代，是春秋以后更激烈的大兼并时代，过去还勉强作为虚饰的仁义礼信之说，在这时已完全被打破。国与国之间，如今讲的是以势相争，以智谋相夺。那些活跃在政治舞台上的策士，也只是以自己的才智向合适的买主换取功名利禄，朝秦暮楚，毫不为怪。如苏秦始以连横之策劝说秦王并吞天下，后又以合纵之说劝赵王联合六国抗秦。他游秦失败归来时，受到全家人的蔑视；后富贵还乡，父母妻嫂都无比恭敬。于是他感慨道：

嗟夫，贫穷则父母不子，富贵则亲戚畏惧。人生世上，势位富贵，盖可忽乎哉！

作者以欣赏的笔调，描绘了苏秦踌躇满志的神情。这些在今天看来也许是不值得赞赏，但在当日的历史条件下，原本受贵族压抑的平民的心理就是如此，这样写比虚假的说教更富于真实性。

另一方面，由于策士以一种比较自由、可以择君而辅之的身份，在当时的政治与外交中起着相当重要的作用，而《战国策》又主要取材于策士著作，故书中对士的个人尊严和个人作用，给予强有力的肯定。《齐策》中记颜斶见齐宣王，王呼：“斶前！”斶亦呼：“王前！”他还滔滔不绝地论证了国无士则必亡，故“士贵耳，王者不贵”的道理。《秦策》中赞扬苏秦，“特穷巷掘门桑户棬枢之士”，却使得“天下之大，万民之众，王侯之威，谋臣之权，皆欲决于苏秦之策”。这当然是夸大的，但这夸大中显示了策士们的自信，也是平民中优异人物的自信。

《战国策》还热情讴歌了多位义侠之士的豪情壮举。

“侠”也是一种游离于统治集团、不受权势拘勒的人物。他们以自身的标准、个人的恩怨来决定自己的行动，重义轻生，感情激烈，显示出具有平民意味的道德观。所以“侠”总是为放任不羁的人们所喜爱。

总而言之，《战国策》既体现了时代思想观念的变化，也体现出战国游士、侠士这一类处于统治集团与庶民之间的特殊而较为自由的社会人物的思想特征，不完全是为了维护统治秩序说话。由于《战国策》突破了旧的思想观念的束缚，又不完全拘泥于历史的真实（当然从历史学的眼光看这是缺陷），所以就显得比以前的历史著作更加活泼而富有生气。

《左传》是中国古代一部编年体的历史著作。《左传》全称《春秋左氏传》，原名《左氏春秋》，汉朝时又名《春秋左氏》、《左氏》。汉朝以后才多称《左传》。它与《公羊传》、《谷梁传》合称“春秋三传”。

《左传》相传是春秋末期的史官左丘明所著。司马迁、班固等人都认为《左传》是左丘明所写。唐朝的刘知几《史通·六家》：“左传家者，其先出于左丘明。”唐朝的赵匡首先怀疑《左传》不是左丘明所作。此后，有许多学者也持怀疑态度。很多人都认为写《左传》的左氏并非左丘明。叶梦得认为作者为战国时人；郑樵《六经奥论》认为是战国时的楚人；朱熹认为是楚左史倚相之后；项安世认为是魏人所作；程端学认为是伪书。清朝的纪昀在《四库全书总目》中却仍然认为是左丘明所著。康有为则认为是刘歆所作。今人童书业则认为是吴起所作，赵光贤认为是战国时鲁国人左氏所作。现在一般认为《左传》非一时一人所作，成书时间大约在战国中期（公元前4世纪中叶），是由战国时的一些学者编撰而成，其中主要部分可能是左丘明所写。

《左传》以《春秋》为本，通过记述春秋时期的具体史实来说明《春秋》的纲目。司马迁《史记·十二诸侯年表》说：“鲁君子左丘明惧弟子人人异端，各安其意，失其真，故因孔子史记具论其语，成左氏春秋。”

《左传》代表了先秦史学的最高成就，是研究先秦历史和春秋时期历史的重要文献，对后世的史学产生了很大影响，特别是对确立编年体史书的地位起了很大作用。而且由于它具有强烈的儒家思想倾向，强调等级秩序与宗法伦理，重视长幼尊卑之别，同时也表现出“民本”思想，因此也是研究先秦儒家思想的重要历史资料。

《左传》主要记录了周王室的衰微，诸侯争霸的历史，对各类礼仪规范、典章制度、社会风俗、民族关系、道德观念、天文地理、历法时令、古代文献、神话传说、歌谣言语均有记述和评论。

《左传》不仅是历史著作，也是一部非常优秀的文学著作。它表现在：长于记述战争，善于刻画人物，重视记录辞令。

《史记》原名《太史公书》，作者司马迁，字子长，西汉左冯翊夏阳今陕西韩城县人。生于公元前145年一说公元前135年。他的父亲司马谈学识渊博，曾任太史令，一直有志于论著“天下之史文”，但未能如愿。司马迁从小受到父亲的严格教育。在父亲死后，他继任太史令，继承父亲遗志，于公元前104年开始了《史记》的创作。五年后，李陵与匈奴作战失败投降，司马迁因为为李陵辩护被判官刑，饱尝屈辱和世态炎凉之苦。但他没有放弃《史记》的撰著，终于在公元前91年基本完成了这一工作，实现了他和父亲两代人的心愿。

司马迁的《史记》是我国第一部纪传体通史，记载了从传说中的五帝时代到汉武帝时期上下三千年的历史。全书分为本纪,表,书,世家,列传五部分,包括12本纪、10表、8书、30世家、70列传，共130篇。

《史记》材料丰富，忠于史实，它对古史的记载，许多已为出土文物史料所证实。它语言生动，文笔简洁，饱含情感，在文学史上也有很重要的地位。在史学思想方面，《史记》体现了司马迁“究天人史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史学目标。《史记》试图通过史传事验的方式来思考天人关系问题，通过历史的纵横剖析和人物描写来探讨古今治乱兴衰以及人生正道问题，体现了作者从历史学这个独特角度来思考中国古代文化精神的深刻思想。《史记》还在综合春秋以来史学成果的基础上，创造了一种比较完备的史学表述形式，它成为后来历代正史的楷模。它对中国古代史学发展具有深远的影响。